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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t 5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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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卷 水墨紙本

宣統(tǒng)二年（1910）作

成交價(人民幣)：2,645,000

題簽：（陳子和題）吳倉石《石鼓文》卷。陳子和署簽。
本幅：（文略）
后跋：1.宣統(tǒng)二年十二月，為夔盦主人臨阮文達公摹刻四明范氏天一閣北宋本《石鼓文》，原本殘?zhí)庩I如，正訛為幸。吳俊卿。
2.吳侃叔明經(jīng)謂：“臨《石鼓》以腕力為主，以虛勁為輔，無力不能運筆，無虛難合其神。力本天資，虛由學識，未可任意妄為也。”俊卿于金石文字未能融會在心，今老矣，腕力亦無，書此只形庸俗耳。夔盦先生不以為可笑，乞摘謬而教之。越三日又書，俊卿。
鈐印：俊卿大利、昌碩、俊卿、吳俊之印
收藏印：夔盦眼福

尺寸：29×571.6 cm. 約14.9平尺

簡介

上款“夔盦主人”即貢桑諾爾布（1872-1931），字樂亭，號夔盦，蒙古族，系成吉思汗勛臣烏梁海濟拉瑪后裔，1898年，貢桑諾爾布世襲爵位，成為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第十四代札薩克多羅杜棱郡王（親王品級），兼卓索圖盟盟長，被稱為“貢王”。
貢桑諾爾布在清末滿蒙上層人士中極具聲望，入民國后，曾任蒙藏事務局總裁。雖為蒙古親王，但他通曉滿、漢、藏等各種語言，兼工詩詞，擅書法，雅好收藏，活躍于藝文界。閑居時曾赴上海、杭州，訪吳昌碩、李瑞清、曾熙等著名書畫家，相與談論藝事。
1910年秋，吳昌碩游京師。這是他第二次北京之行，與諸多滿蒙貴族、清廷官員及社會名流相交游，并為肅親王善耆等人作畫，貢桑諾爾布為善耆的妹夫，吳昌碩為其通臨《石鼓文》也在這一時期。
拍品為現(xiàn)今所知吳昌碩一生通臨的第五件《石鼓文》作品，即書于是年十二月，為吳氏盛期力作，章法嚴謹而不失郁勃恣肆，卷后以篆書題款，說明此件石鼓文書法的淵源，三日后復行書長題，強調臨寫《石鼓文》腕力虛實的重要性，可見其書寫時的慎重認真。

苦鐵遺珍 吳昌碩與石鼓文書法
作為近代藝術巨匠，吳昌碩兼擅詩書畫印“四絕”，于諸藝中縱橫捭闔、融會貫通。僅就書法而言，成就最大的是以《石鼓文》為根底的篆書。縱觀通覽，吳昌碩的石鼓文書法不僅獨步晚清至民國初年，亦于千年書法史中占據(jù)重要一席，甚至影響海外，在日本被贊譽為“唐代之后第一人”，堪稱一代巨擘。
《石鼓文》是中國現(xiàn)存最早的刻石文字，自唐代面世以來，圍繞它的來歷、功用、文字考釋、書法源流之討論代不乏人。得益于文字的正書形式與古老而神秘的特質，唐宋以來，石鼓原石常被放置于孔廟、府學、國子監(jiān)，《石鼓文》也逐漸成為正統(tǒng)文脈的象征。因捶拓日久，原石剝蝕嚴重，今存二百七十二字。據(jù)方若《校碑隨筆》統(tǒng)計，北宋歐陽修所見《石鼓文》有四百六十五字，而拓本早已不傳，時至清代，唯一可信的寧波范氏天一閣藏北宋拓本，存四百六十二字，比歐陽修《集古錄》所記僅少三字，堪稱善本。咸豐十年（1860），天一閣藏本毀于兵火，宋拓本原貌僅賴嘉慶年間阮元翻刻本得以流傳。
吳昌碩一生所臨《石鼓文》，多依據(jù)阮元翻刻天一閣藏本，現(xiàn)今可見他最早的石鼓文書法作品為1884年《為健亭集石鼓文聯(lián)》，字形方正，尚未脫離乃師楊沂孫范氏；1886年潘鐘瑞以汪鳴鑾舊藏《石鼓文》拓本相贈，他于回贈潘氏臨石鼓卷中題“從茲刻畫年復年，心慕手追力愈努”，或可觀其著力石鼓之發(fā)端。此后“臨石鼓數(shù)十載，從事于此，一日有一日之境界”。
觀其一生所書石鼓，集字、節(jié)臨作品很多，通臨本難得一見。拍品《石鼓文卷》作于1910年，吳昌碩時年六十七歲，吳氏記“以阮文達公摹刻四明范氏天一閣北宋本”為范本，全文錄四百三十八字，以天干為各鼓編號，將十鼓文字書寫于界格之中，方嚴整飭，遒勁凝煉。
沙孟海曾總結吳昌碩石鼓文書法風格脈絡：“篆書為先生名世絕品，寢饋于《石鼓》數(shù)十年，早、中、晚年各有意態(tài)，各有體勢，與時推遷”，吳昌碩書此卷時正值其“六十左右確立自我面目”之后，而逐漸“恣肆爛漫”，筆法較早期更為醇熟，展卷視之，蒼茫樸厚之氣淋漓而出，相同之字筆意變化豐富，一招一式，剛柔并進，虛實相生。題識中引吳東發(fā)言臨石鼓要訣，實亦為缶翁多年研習石鼓書法之不二法門。
石鼓因歷代捶拓，原石損泐漫漶，不同時期的拓本面貌出入甚大，以第八鼓（拍品題為“辛鼓”）為例，現(xiàn)今存世可信的拓本均一字不存，吳昌碩此卷因為溯源至北宋，第八鼓仍有十四字，至為可貴。另此卷未將阮元翻刻本中的殘缺之字臨出，字數(shù)較阮刻為少，吳昌碩在題跋中也已明言“原本殘?zhí)庩I如，正訛為幸”，可見態(tài)度嚴謹。
此吳昌碩通臨《石鼓文》卷之現(xiàn)世，既為吳氏書法中鼎力佳作，又是研究吳昌碩書法的珍貴資料，兼具藝術性與學術價值，識者寶之。
吳昌碩通臨石鼓考
吳昌碩曾在1918年《石鼓文》冊中說：“生平所臨全部，與此僅有四本”。世人多以該本為第四本，或認為吳昌碩一生通臨者僅有四本，而事實并非如此，現(xiàn)今考證有跡可循者亦不只此數(shù)。
1886年，潘鐘瑞以汪鳴鑾舊藏的精拓本《石鼓文》相贈，吳昌碩臨阮刻天一閣本以答謝。1902年，吳昌碩“為逸齋仁兄摹阮刻北宋本”，此本后為日本平尾孤往收藏。1908年，吳昌碩為錢經(jīng)銘臨《石鼓文》，此本按原章法臨摹，并在每段結束后以朱筆釋文。1915年寫贈王一亭，王氏跋文：“乙卯秋八月，與先生剪燭談藝，興豪甚，乃泚筆為臨獵碣全文。翌晨，舉以為貽……先生云：‘生平臨此全文僅四本。’震得其一，蓋不棄震，引為知己耳。”而由此可知，吳昌碩1918年所臨者并非第四本，“四本”之說或為記憶有誤。
在吳昌碩漫長的藝術生涯中，以《石鼓文》為題材的作品不計其數(shù)，吳氏潤格中還在篆書之外別列“石鼓文”一項，以顯示難得。但其《石鼓文》通臨本甚少，它們的受贈人都為吳昌碩好友，是“知己”或“真賞”，可見通臨本并非吳昌碩“以筆墨為活計”的工具和商品，它具有“為識者賞”的性質，其珍貴和價值不言而喻。